新唐人影片：9.18反日集結號吹響 中共急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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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評述新聞_9·18事變】
|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中國國內並未完全統一。當時中共為了反叛奪權，在蘇聯多年的慫恿和支持下，一直是蘇聯利益在中國的代表。他們已經滲透到全國各省政府部門、各部委、各階層，更不用說各省軍閥周圍了。 中共在全國各地策動的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倒戈此起彼伏。更加上共軍在後方的軍事攻擊，全國動亂不止。政府的一切政治、經濟措施根本無法正常運作。此外，為了抵禦強敵，當時的國軍武器彈藥匱乏，也急需籌措和現代化，國軍還不得不用古代的大刀與日本的坦克、機槍拚殺。「九一八」事變，日軍所使用的物證：幾頂東北軍的軍帽、一支步槍、兩根被炸的枕木。(網絡圖片) |
影片：新唐人電視台
【大紀元2012年09月18日訊】 (大紀元記者肖恩綜合報導) 1931年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軍國主義蓄謀已久的侵略中國政策的關鍵一步，由於東北軍統帥張學良的不抵抗命令，導致東北軍全線崩潰，在不到半年之內整個東北全面淪陷。然而，由於中共的長期欺騙宣傳、企圖掩蓋在國難當頭之時，發動武裝叛亂、投身蘇聯、分裂中國的陰謀，使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中正長期揹負「不抵抗」的污名。大量史料的解密，使得我們能夠重溫歷史、重新認識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中共的本質。
「九一八」事變(又作瀋陽事變、奉天事變、盛京事變、滿州事變、柳條湖事變等)，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國東北爆發的一次軍事衝突和政治事件。衝突雙方是中國東北軍和日本關東軍，日軍以中國軍隊炸毀日本修築的南滿鐵路為藉口而佔領瀋陽。
柳條湖位於瀋陽城以北2.5公里處，較為偏僻又距東北軍北大營較近，關東軍選擇這裡，便於誣為中國軍隊挑釁。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駐中國的侵略軍－－關東軍，自行炸毀瀋陽北郊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藉此突然襲擊了東北軍駐地北大營和瀋陽城。隨即在幾天內侵佔20多座城市及其周圍的廣大地區。這就是當時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至1932年2月，東北三省全部淪陷。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促使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而且在日本國內導致主戰的日軍軍部地位上升，總理大臣權力下降，導致日本走上全面侵華的道路。而此事件也使中國國內形勢發生了劇烈變化，東北軍主帥張學良從此具有了「不抵抗將軍」的稱號。
但由於中共的長期欺騙宣傳，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被誣陷「向張學良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並抨擊當時蔣中正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致使蔣中正在中國大陸被長期醜化為「漢奸、賣國賊」的形象。隨著有關這一時期的史料的不斷曝光，尤其是張學良回憶錄，以及蔣中正日記的公開出版，逐漸將「九一八事變」前後的那一段歷史完整地展現在世人面前，並對蔣中正「攘外必先安內」以及中共在這一時期的所做所為有一個公正、客觀的評價。
日軍在九一八事變後進入瀋陽。(網絡圖片)
「九一八」事變的歷史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中國國內並未完全統一。當時中共為了反叛奪權，在蘇聯多年的慫恿和支持下，一直是蘇聯利益在中國的代表。他們已經滲透到全國各省政府部門、各部委、各階層，更不用說各省軍閥周圍了。 中共在全國各地策動的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倒戈此起彼伏。更加上共軍在後方的軍事攻擊，全國動亂不止。政府的一切政治、經濟措施根本無法正常運作。此外，為了抵禦強敵，當時的國軍武器彈藥匱乏，也急需籌措和現代化，國軍還不得不用古代的大刀與日本的坦克、機槍拚殺。
正如姜友陸先生(法國，其父在抗日名將宋哲元所轄29軍任軍醫)在「九一八事變前後中共破壞抗日之分析」一文中所說：在如此大量棘手的問題亟待解決的情況下，任何政府首腦恐怕也必須把治理內政擺在第一位。所以才有蔣中正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
顯然，「先安內」並非只是對付共產黨，而是要解決上述一切問題。以後的歷史事實證明：大部份待解決的棘手的問題都與中國共產黨有關。
而此時的東北由張學良的東北軍管轄，但當時的東北早已是沙俄和日本兩個帝國主義100多年來長期爭奪和鯨吞蠶食剩下的版圖。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張作霖被日本刺殺後，張學良接掌東北大權，並繼續其父的「自行修建鐵路，打破日本的壟斷」的方針，進一步引起日本的不滿。
但張學良不顧日本方面的百般阻撓，毅然宣佈東北易幟，維護了國家的統一。1930年5月，關內爆發中原大戰，張學良於9月率領東北軍主力出山海關關外，支持蔣中正的中央軍，獲勝後領兵常駐燕京、天津，前後十餘萬東北軍入關，令邊防力量大為減弱。而此時的日本關東軍開始蠢蠢欲動。
據日本公開的史料披露，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早就蓄謀已久，侵略東北地區的秘密策劃一直沒有停過。「九一八」事變前，它已通過日俄戰爭奪取了旅順、大連和滿洲鐵路沿線並派兵駐紮，這正是它能夠陰謀進行事變的前提。 早在１９２７年夏，日本內閣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制訂了《對華政策綱領》，聲稱中國東北「在(日本)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著重大的利害關係」。同年７月，內閣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奏呈《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宣稱：「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從而確立了以「滿蒙」為侵略基地的狂妄戰略。
１９３１年，日本軍部秘密制訂了有關侵略我國東北的方針、步驟和措施。在完成了發動侵略戰爭的周密準備之後，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揭開了對中國、進而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進行全面武裝侵略的序幕。
「九一八」事變爆發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駐中國的侵略軍－－關東軍虎石台獨立守備隊第2營第3連離開原駐地虎石台兵營，沿南滿鐵路向南行進。22時20分左右，以該連柳條湖分遣隊隊長河本末守中尉為首的一個小分隊在奉天(現稱瀋陽)北面約7.5公里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藥，炸毀了一小段鐵路。並將3具身穿東北軍士兵制服的中國人屍體放在現場，作為東北軍破壞鐵路的證據。爆炸後，河本末守立刻向北大營的方向射擊，並向日軍獨立守備隊報告「北大營的中國軍隊，炸毀鐵路，攻擊守備隊」。獨立守備隊又立刻報告了關東軍司令部。板垣征四郎下令向中國軍隊開火，進攻東北軍北大營和瀋陽城。
東北軍的第七旅在事先已經得知日軍將要在近期製造挑釁事件，但張學良電令「中日關係現甚嚴重，我軍與日軍相處須格外謹慎。無論受如何挑釁，俱應忍耐，不准衝突，以免事端。」經過反覆研究，七旅決定對於日軍的進攻，採取「釁不自我開，作有限度的退讓」的對策，如果敵軍進攻，在南北東之間待敵軍進到營垣七八百米的距離時，在西面待敵人越過鐵路即開槍射擊，在萬不得己的情況下，全軍退到東山嘴子附近集結候命行動。事變發生時，旅長王以哲沒在軍中。參謀長潘鎮源用電話向榮臻請示，榮下令「全取不抵抗主義，繳械則任繳械，入占營內即聽其侵入，並告以雖口頭命令亦須絕對服從。」
隨後在這一不抵抗命令下，東北軍全線崩潰。
而此時由於中共的紅軍在江西的軍事割據和武裝叛亂，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正在前往江西的路上。 1931年9月18日，蔣剛剛登上「永綏」號軍艦，離開南京沿江西航。蔣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內的紅軍(第三次圍剿)。19日凌晨南京中央黨部接到張學良報告「九一八事變」情況的電報時，正在艦上休息的蔣介石還對此一無所知。19日上午，在蔣缺席的情況下召開了中常委臨時會議，決定以中執委名義通知各省市和海外黨部，日軍侵入東北，全黨須團結一致，並急電蔣介石回京主持一切。「永綏」號軍艦於當天到達湖口，在此蔣接到上海方面的急電才得知「九一八事變」的消息。他隨即改變原定計劃，決定抵南昌後坐飛機回南京。
但由於張學良的不抵抗命令導致東北軍毫無鬥志，全線潰敗。9月19日，日軍就先後攻佔奉天、四平、營口、鳳城、安東等南滿鐵路、安奉鐵路(安東-奉天)沿線18座城鎮。9月20日，長春淪陷；9月21日，東北邊防軍駐吉林省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熙洽率部投敵，日軍第2師主力佔領吉林；11月19日，日軍攻陷齊齊哈爾。1932年1月3日，錦州失守；2月5日， 哈爾濱淪陷。
至此整個東三省全部淪陷。這就是當時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1931年12月15日，蔣中正在粵系的逼迫下辭職，張學良也辭去副司令的職務，但獲得一個北平綏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以粵系為主的新南京政府成立，孫科為行政院長，陳友仁為外交部長。
年輕時的張學良(網絡圖片)
事變爆發後各方的反應
「九一八」事變，東北全境陷落，全國嘩然。 國人對於張學良「不抵抗」也頗為不滿。
而當時的國民政府也開展了廣泛的外交努力。9月19日，中國駐國際聯盟的全權代表施肇基向國聯報告事件，請國聯主持公道；9月19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嚴重抗議；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國聯提出申訴；9月23日，中國政府就此事照會美國政府，希望對方「深切關懷」。
日本政府也在9於19日，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南次郎陸軍大臣強調這是關東軍的自衛行動，但是幣原喜重郎外務大臣(男爵)懷疑這是關東軍的陰謀，並且試圖通過外交手段解決這次事端。9月24日，內閣會議決定了「不將事態進一步擴大」的方針。12月11日，若槻禮次郎內閣總辭。次日，犬養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貞夫任陸軍大臣。1932年3月12日，犬養毅內閣作出決定「滿蒙是從中國本土分離獨立的統治地域，今後，(日本將)幫助其建立國家體制。」事實上，日本政府在這次事件上被動地被獨斷專行的關東軍制約。(同年日本爆發五一五事件，犬養毅被暗殺。)
國際聯盟也派出調查團調查事變始末。1932年10月2日，該調查團發表李頓報告，指出日本發動的事變是侵略中國的行為。由於國聯拒絕承認滿洲國為獨立國家，令日本撤出國聯。調查團在事變後一年多後才發表報告，誠然是為時已晚—日本不理會國聯的譴責，繼續侵略行動。
1932年1月7日，美國國務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國發表照會，宣佈日本對滿洲的侵略是對中國領土內政的干涉，違反了巴黎非戰公約，因此美國政府對此不予承認。這被稱為「史汀生主義」。中國和當時歐洲各國對此都普遍表示贊同，但是日本卻無視這一通告。
1931年9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代理總書記王明迅速發表「武裝保衛蘇維埃」的講話。反對進攻蘇聯和蘇區、擁護蘇維埃、武裝保衛蘇聯。
張學良：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面對「九一八」事變前中國複雜的政治、經濟、軍事割據和表面上軍閥之間的妥協統一，時任民國政府主席的蔣中正採取了「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但由於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的不抵抗政策，導致東北三省在短短4個半月的時間裏，全面淪陷。但中共出於私利，一直宣稱是蔣介石下達的「不抵抗」命令。
張學良回憶錄以及蔣中正日記的公開發表，徹底澄清了有關「九一八」事變的真相，洗刷了幾十年來中共在大陸廣泛宣傳的、強加於蔣中正頭上的「不抵抗「的污名。
老年的張學良(網絡圖片)
中共謊稱蔣中正的「不抵抗」敏另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當時東北軍何柱國旅長的回憶：9月12日，蔣在河北石家莊召見張學良時說：「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只有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准抵抗。」但空口無憑，至今也沒有證據顯示蔣曾與張在石家莊會面以及說過此話。
另外一個來源是1947年，早就圖謀投共的馮玉祥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當中，鐵口咬定，九一八事變張學良的不抵抗決定，只是在執行蔣介石的命令。
第三個來源是張學良機要秘書郭維城的回憶：「九一八事件當晚，蔣介石曾十多次電函張學良不准抵抗」的說法。
然而蔣中正日記則否定了張、蔣在河北的會面，因為按照蔣介石日記，9月12日蔣介石正在去武漢的船上。另外，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回憶更是沒有根據，因為當時蔣介石正在坐船從南京到南昌去指揮剿共的途中，通過蔣介石的日記，也不能證明蔣當晚知道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並且至今並未找到蔣給張發的不抵抗指令的電報。
當事人的張學良重獲自由後，在各種場合、多次承認九一八事變當中的「不抵抗」決策完全是其一人所決定，中央政府不應該承擔責任。
1990 年，日本廣播協會採訪張學良時，張學良說：「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 『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政策。」「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 「中央不負責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1991 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曼哈頓中城貝公館接受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8人訪談時，有人提問：「大陸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說：蔣介石 下手諭，令你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張學良立即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有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儘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命令，與蔣介石無關。」
張學良不止一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問題，他都是這樣說的。他不僅公開答記者問如是說，即在私下對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樣是這樣講的。
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曾主動要為張學良錄載他的口述歷史。唐記載了張學良回答他詢問九一八事變不抵抗問題的一段談話。張學良與唐談話記錄中，對「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記述：
「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裡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
張學良說：「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他解釋當時他為甚麼下令不抵抗：因為過去對日本的挑釁，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 化小小事化了……東北那 麼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有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指用武力侵佔整個東北)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張學良說明：「這就是我給你的解釋。不抵抗，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
總之，在「九一八」事變中，張學良落下了「不抵抗將軍」的評價。由於張學良的不抵抗，日本關東軍隨後發動了侵佔中國東北的戰爭，以1萬餘人進攻有14萬人中國東北軍，並在短短幾個月內佔領東北三省。
「攘外必先安內」與中共分裂中國的陰謀
「九一八」事變之前的中國還沒有實現真正的統一。中共為了奪權，在蘇聯多年的慫恿和支持，一直代表著蘇聯的利益，在全國各地發動武裝叛亂。 故而，蔣介石採取了以「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的原則。
這一點可以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的第二天(19日)，蔣中正的在日記中看到：「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瀋陽兵工廠，並佔領我營房。刻接報已佔領我瀋陽與長春，並有佔領牛莊等處。是其欲乘粵逆叛變之時，內部份裂，而侵略東省矣。內亂不止，叛逆毫無悔禍之心，國民亦無愛國之心，社會無組織，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論決無存在於今日世界之道，而況天災匪禍相逼而來之時乎？余所恃者惟一片愛國心。此時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耳.」在之後9月20、21、22、23及26號的日記中，蔣中正均以「雪恥，人定勝天」作為日記的開頭，足見蔣中正的愛國之心。
然而，就在國難當頭，中華民國政府開展廣泛的外交努力，國際社會給於廣泛譴責之時，中國共產黨的表現卻異常興奮，為表明對蘇共的忠誠，喊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9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代理總書記王明發表「武裝保衛蘇維埃」的講話，將日本侵佔東北說成是「最露骨的反蘇戰爭的序幕」。
上世紀30年代，蔣中正在江西前線指揮國軍剿共。(大紀元)
共產國際在12月29日給中共的另一指示「共產國際指示」明確指出「推翻國民黨是反對帝國主義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領導學生運動，利用學生煽動起國民黨統治區域的農民群眾」。
「九一八」事變前後，反蔣、倒蔣最猖狂的也是是中共，他們並不諱言，所有的決議及文件和宣言中大肆宣揚。原因是他們抓住了全國人民對日本的仇恨情緒，然後又抓住國府在準備抗日和整頓內部以及對日虛與委蛇的一些具體措施進行扭曲、甚至造謠。
姜友陸先生分析說：1930年初，南中國幾個大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已有幾萬、十幾萬、幾十萬農民群眾團結在中共周圍」；「到1930年3月，紅軍已由第一軍至第十三軍，共13個軍，6萬2千720人，2萬八千9百支槍，建立了湘贛，贛南，閩西，湘鄂贛，閩浙贛，洪湖及湘鄂西，鄂豫皖等大小十五個農村根據地。黨所領導的革命游擊戰爭擴展到了十二個省幾百個縣」。
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夕，中共於六月在「中央給紅軍黨部及各地方黨部的訓令」指出 :「中國反動統治的政治、經濟危機的繼續增長造成革命危機的先決條件日漸成熟，直接革命形勢在湘鄂贛這幾個重要區域正在逐漸生長著成熟著。—首先就是江西省革命戰爭消滅反革命的軍閥戰爭，建立中國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力爭革命首先在一省或幾省的勝利，實現湘鄂贛三省打成一片的蘇區，已成當前的緊急任務。」並強調「建立蘇區周圍的白色區域的群眾工作—首先是武漢，長沙，南昌，九江，岳州，南巡路，武吾路，京漢路等，要成為蘇區與非蘇區黨部目前的中心任務。」
中共按這些指示、決議、訓令猖狂進行反中央政府的工作，特別是在煽動群眾和策反原軍閥官兵的兵運工作方面，對促使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分裂有極大影響。
在國民政府敗退台灣以後，蔣中正曾檢討對中共認識不透徹，誤以為中共畢竟也是中國人，面對民族危難，總不至於真的…，所以未下決斷清除之。「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由於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始終沒有能夠貫徹，不成想養虎終於為患、釀成國家、民族之大悲劇。
其實，縱觀中共80餘年歷史，在維護一己私利、惘顧乃至傷害民族、國家利益上，它們從來都是一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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