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處：大紀元 美智庫-海伍德、王立軍、薄谷夫婦背後的夢魘?
影片來源：新唐人電視台
Youtube：中國新聞_勁news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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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薄熙來案報導】美國雙月刊雜誌《全球事務》7/8月刊發表美國非黨派智庫—美國民主防衛基金會專家Ethan Gutmann的文章《苦痛的摘取：中國器官「捐獻」的夢魘》。此文8月24日同時在該智庫網站上發表。
文章表示，媒體幾乎忽視了海伍德被謀殺案背後的更加險惡的故事，文章說，王立軍闖美國領事館，交出了中共一直在進行的器官摘取的證據。作者追溯到80年代和90年代，通過對不同個人的採訪，證實中共那時已開始活摘器官；在1999年被當局鎮壓後，法輪功學員成為中共摘取器官的主要來源。
文章揭示，器官摘取由中共軍方醫院主導，中共派出軍醫對獄中法輪功學員進行體檢和器官檢查，並在2002年秋，大規模升級。
 薄熙來、谷開來及周永康利用政法委控制的中國公安系統的資源，進行罪惡的器官活摘和屍體買賣罪行。捲入此事的英國人被毒殺，參與此事的得力幹將王立軍逃美領館僥倖保命。(大紀元合成圖片) |
文章說，在王、薄案爆發後，主管中共宣傳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向調查人員承認，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主管器官摘取，而前遼寧省前政法委秘書長唐俊傑亦向調查人員證實，薄熙來積極「正面」參與器官摘取。
文章說，中共必須對器官摘取作出一個了結，全部的真相必須昭示天下，而方案之一是：已經垂死的江澤民要準備認罪。
Ethan Gutmann被美國著名政論雜誌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評為是 「龐大的社會和政治的告密者」。Gutmann是《誰是新中國》的作者，該書獲得多個獎項，包括「天安門精神」、紐約太陽報「年度最佳書作」和「陳氏新聞獎」等。
Gutmann對中共網絡監視、勞改系統和西方企業與中國安全的碰撞方面的研究，在美國首都華盛頓DC、英國倫敦以及布魯塞爾等世界政治、金融中心地區引起持續的關注。
 Ethan Gutmann(大紀元圖片) |
以下為Ethan Gutmann文章的全文翻譯：(小標題由編者加)
媒體忽視了海伍德謀殺案背後更加險惡的故事
當王立軍在2月6日晚夜闖成都美國領事館的時候，他抖出了他的老闆—-薄熙來的很多具有殺傷力的故事：薄熙來的家庭和英國商人海伍德的關係，重慶公共資金的吸納，對當地罪犯的勒索以及三個一組的種種因素。
作為前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知曉這位重慶市市委書記涉入了對中共政治局委員的監視，這潛在暗示了薄熙來和其它江派同夥——最顯著的是官位顯赫的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他們正在謀劃奪權。面對中共權力接班的複雜性，大部份西方媒體的編輯們，高分貝的集中報導對海伍德被謀殺案(審判)不真實的一面，實質上不幸的是(他們)被中共所操縱的媒體驅動了，這一個背後更加險惡的故事，幾乎被忽視了。
王立軍向美國領事館提交了中共一直進行的摘取器官的證據
3月23日，中共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公開宣佈中共有意停止從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但是這一委婉的說法，並不能掩蓋現實，因為在2月6日晚上，王立軍以他獨特的身份揭示了另一個故事—具體的說，是這個政黨如何多年來一直從「政治敵人」身上摘取器官。
王立軍透露自己監督了幾千例現場器官移植
 王立軍向外科醫生「講課」(「追查」國際提供) |
王立軍的崛起和薄熙來息息相關，一直追溯到過去十年的早期在中國東北遼寧省。作為省長，薄熙來以「決斷，無情的領導，執行政治局的標準路線」而「著稱」。作為他的「得意」下屬，王立軍領導錦州市公安局，並成立了一個醫療機構—不明確的將其命名為「錦州市公安局現場心理研究中心」。根據2006年中共官方的一項醫療創新獎儀式上，王立軍(透露自己)監督「現場幾千例密集」的器官移植。
由國家來選定器官被摘取者
這些器官，不是親屬為他們的親人捐獻出一個腎臟。這是由從國家選定的個人身上動手術，摘取下身體上任何可獲得銷售利益的部份。將器官移植到新的受體身上，對於外國人和中國人(買家)，一個腎臟可賣到6萬美金，肝臟可賣到9萬美金，而心臟、肺、眼角膜可能以季節價進行出售。
誰是器官移植手術的受害人？
從一張照片來看，王立軍正在講解外科手術，一個病人則躺在擔架上。王立軍是一個親自動手的管理者。在他的獲獎感言中，王立軍表示在死刑注射後的器官移植是「令人震撼的」。
誰是這一外科手術的受害者？2006年的那個獲獎儀式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但是現在這不再是一個傻子來回答這一問題了。
6年來累積的證據和一位第一醫療證人最近不顧他們匿名流亡海外的身份，公開說出了中國大陸的器官工業的事情。
2012年2月，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簡稱追查國際)發現，在中國大陸的多個網站的明顯位置上，報導了王立軍的獲獎典禮的消息，這給調查中國監獄的良心犯被器官摘取帶來新的曙光—調查政治局在其間的中心角色。
要完全瞭解中共在這些指控上的脆弱(立場)，有必要簡要的回顧過去30年來的器官摘取的發展歷程。
中共摘取器官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
根據勞改基金會吳宏達的研究資料，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中共開始從死囚犯身上摘取器官，這些犯人被控謀殺、強姦和其它嚴重指控。過程很簡單：行刑之後，一名軍醫在臨時的處所摘取腎臟。
根據我對醫療人員的採訪調查，在90年代早期之前，參與的機構範圍已經擴大。一位匿名的醫生(目前還在中國行醫)生動地講述了1992年在廣州市的一個行刑的場面，現場有很多從該地區各大醫院開來的白色麵包車，在這個白色醫療麵包車裡，這位醫生在裡面摘取肝臟和腎臟。這位男犯人的心臟被子彈槍中。這位醫生說，技術上很簡單，但是感情上，很複雜。因為這個男子的脖子上有一個被電線勒過的標誌，這表明警方強行阻止這名男犯人在法庭上說話。
聽到麵包車裡被活摘器官者的慘叫聲
1994年，Nijat Abudureyimu是新疆某個專門負責政治犯的特別機構的警察。Abudureyimu獲得的活摘器官的第一個暗示，是從一位警察同事那裏得知的消息，他碰巧聽到從其中的一輛做手術的麵包車裡傳出慘叫聲。
一位烏魯木齊的醫生也在現場。醫生Enver Tohti回憶了1995年的一個死刑犯行刑場面：一位犯人的胸部被槍擊中，槍擊但不會令其死亡，而是讓其身體進入深度休克狀態， 這樣可減少身體的蠕動和收縮以避免為摘取器官帶來問題。在上司的注目下Tohti醫生完成了對其的活體摘取腎臟和肝臟。Tohti的說法在警察Abudureyimu和其主治外科醫生在1996年的討論中得到證實。總之，活體摘取器官在1994年之前就開始了。在1996年之前，中國至少有一個省份參與其中。
維吾爾護士願到美國國會作證 證實政治抗議者器官被摘取
1997年，伊寧事件之後，穆斯林的一次抗議活動導致中共在整個新疆發起鎮壓。一位匿名的維吾爾族護士同意，如果任何時候需要，她可在美國國會作證。她表示，在鎮壓之後的6個月，發生了第一例對維吾爾政治抗議者器官摘取，她還證實一起對維吾爾嬰兒進行安樂死的事件。
這一(器官摘取的)時間和一位被命令對維吾爾政治囚犯進行驗血的醫生的採訪內容相吻合，這位醫生也同意作證 ，他(她)表示，維吾爾的一家醫院代表中國高層尋找可行的器官。
器官摘取升級 軍方醫院主導 相關器官摘取文件不見蹤影
這些政治犯並非死囚，所以這關乎違反了法律和道德的主要規範。根據這名年青醫生的敘述，1998年，對政治犯人的器官摘取升級了，軍方醫院在其中起主導作用。隨後，審判被「冷化」處理，證人的證詞或有關從良心犯身上器官摘取的文件從此好幾年不見蹤影。
多方不同調查 共同描述出1999年後中共摘取器官的細節
 喬高(右)和麥塔斯(左) |
在兩位加拿大人權律師——喬高和麥塔斯的努力下，追查國際和我個人大量對難民的採訪—來自前囚犯，勞教所人員和內部安全人員—我們可以共同的描述出中共在接下來的10年中器官摘取的細節。
只有中共授意對法輪功學員採取極端的手段—酷刑、強制灌食、蓄意強姦、拆散家庭、濫用精神病藥物以及大量的徹頭徹尾的謀殺後，這些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占監獄囚犯(約有50萬至100萬法輪功學員可在任意時間成為囚犯)的比例才有可能下降到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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