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影片：200億〝社會撫養費〞撫養了誰(視頻)
【中國新聞評論_一胎政策_超生罰款】
http://www.ntdtv.com/xtr/gb/2013/07/14/a930996.html
中共審計署披露，中共計生委官員從2009到2012年間，非法徵收超過1.6億罰款，加強了人們普遍對於政府官員從一胎化政策當中獲取經濟利益的懷疑。外媒披露，某些地方當局甚至允許計生委官員截留徵收的社會撫養費的一部份作為個人收入。依靠超生發財成為政府的既得利益，這是為甚麼中共難以放棄臭名昭著的一胎化政策的原因。
影片來源：新唐人電視 NTD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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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審計署披露，中共計生委官員從2009到2012年間，非法徵收超過1.6億罰款，加強了人們普遍對於政府官員從一胎化政策當中獲取經濟利益的懷疑。資料圖片。
中共審計署披露，中共計生委官員從2009到2012年間，非法徵收超過1.6億罰款，加強了人們普遍對於政府官員從一胎化政策當中獲取經濟利益的懷疑。外媒披露，某些地方當局甚至允許計生委官員截留徵收的社會撫養費的一部份作為個人收入。依靠超生發財成為政府的既得利益，這是為甚麼中共難以放棄臭名昭著的一胎化政策的原因。
衛報：徵收超生罰款16億元還是165億元？
《衛報》報導說，一胎化這項爭議性政策，於1979年推出，以遏制人口增長，近年有所放鬆。雖然大多數中國人仍然只能生一胎，但是某些人群包括少數民族和獨生子女夫婦被允許生兩胎。違反這個政策可能導致昂貴的罰款，官方稱為「社會補償費」，即使對於貧窮的農民，也可能達到數千英鎊。
中共國家媒體週四報導說，由國家審計署對九個省的45個縣從2009年初到2012年五月份進行的調查確定不當徵收計生罰款16億元人民幣(1.62億英鎊)。
「審計署披露在處理罰款當中各種不同的問題，包括有關超生數字的不準確報告，未成功收取費用和地方官員徵收高出規定的罰款。」新華社說。中央政府監管機構要求把這些資金分配給公共服務。但中國國際電台說，某些錢被用於作為「招待費」和「政府人員津貼」。
香港的人權觀察高級研究員林偉(Nicholoas Bequelin)說：「它是社會動盪的一個因素，非常不得人心，深深的不平等，因為它特別的針對農村人和城市裡的農民工女性。」
七月份，浙江省一個律師揭示了計生系統臭名昭著的不透明財政，他從17個省的計生辦公室獲得紀錄。他發現，在2012年，計生委辦公室徵收了165億元(17億英鎊)罰款。這些錢怎麼花掉的不清楚。
批評者稱一胎化政策是過時的和殘酷的。他們說，它推動了性別選擇性墮胎，因為許多農村家庭傾向於要男孩，和一個潛在的人口危機，到時候獨生子女們必須財政支持一個龐大的老年人隊伍。
它也產生了一系列人權侵犯事件。綁架，強迫墮胎，法外拘留在農村地區仍然普遍，那裏計生官員揮舞著巨大的權力。
「我認為有一種概念認為，計劃生育在中國不再是一個問題，人們並不真的在意，那些在意的人只需要繳付罰款就好了。」林偉說：「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看法。在城市人口當中的大多數這可能是真的，但是對於農村人口的大部份它肯定不是真的，特別是在這個國家最貧窮的地方。」
大西洋月報：中共是如何從一胎化政策盈利的？
《大西洋月報》9月4日報導說，當爭論中共的一胎化政策的時候，中國國內媒體和海外觀察者大多數聚焦於它對於人口結構的影響或執行政策時候的不人道事件比如強迫墮胎。幾乎沒有提及的是政府在通過收取所謂的「社會撫養費」而從這個政策盈利。
中國的超生家庭必須繳納這個費用。在80年代，這個費用被俗稱「超生罰款」。在1994年，這個名字被官方改為「非計劃出生費」。六年後，國務院發佈一個文件再次改名為「社會撫養費」。
在2002年，國務院給予它一個官方的定義：超生公民繳納的費用，用來賠償政府的公共物品支出，調整對自然資源的消耗以及保護環境。既然社會撫養費被官方定義為一個「行政費」而不是「罰款」，有關它的收取和支出的信息應該被包括在財政局的預算當中並且公諸於眾。
然而，長期以來，這個費用的收取和支出是不透明的，在大多數地方政府的年度預算報告中對於這些收入是如何分配的沒有透露一絲一毫。在2013年7月11日，吳有水，浙江省一名律師，向31個省的計生委和財政局遞交一份申請，要求報告在2012年這些錢是如何徵收和如何支出的。
截至8月31日，17個省已經做出回應，公佈2012年收取的社會撫養費的數額，但是沒有解釋這些錢是如何支出的。這17個省徵收的費用總共為165億元人民幣(27億美元)。江西省徵收費用居冠為33.9億元，相當於省內各級政府財政總收入的1.65%。這個數字，儘管仍然是不準確的，證實了這個費用在地方政府的財政運作當中扮演了不菲的角色。
如果橫向比較，經濟不太發達的省份更加依賴於這個來源的收入。因為在中國，低生活水平和低教育水平的人群往往有更強的生孩子願望，其中很大一部份人繳納這個費用。同時，經濟落後省份稅收基礎更加薄弱。因此，在相對經濟落後而人口密集的省份包括江西，四川和河南，政府更加依賴徵收社會撫養費而獲得的收入。
吳有水從省政府機構那裏獲取的數字可能是高度不準確的或者顯著低估的，因為高層當局幾乎不太可能審計社會撫養費的徵收和支出，因為高度分散的徵收方式。在2002年，國務院給予每個省設定徵收該費用標準的自主權。
省政府反過來僅僅發佈寬泛的條例。比如，北京政府要求社會撫養費為當地居民平均年收入的6到10倍。因此，決定徵收多少的權力最終轉移給地方官員。繳費的數額常常是通過談判解決。這個做法刺激了權力尋租，《中國經濟週刊》在2012年報導，那些跟現任官員有關係的人和那些賄賂他們的人繳費更少。
即使社會撫養費對於地方政府來說是重要的，但是計生官員，那些負責收取費用的人，是最大的受益者。根據國務院頒布的條例，社會撫養費的支出應該由財政機關決定，其獨立於徵收費用的系統。但是，就像中國廣播網報導的那樣，在許多地方，財政局把很多徵收來的收入返還給計生部門。某些當局甚至允許那些收費的人截留一部份作為個人收入。因此，計生機構和他們的人員在徵收費用上獲得極大的激勵。某些地區當局甚至允許超生，因為他們的收入依賴他們。
在這種背景下，很容易理解儘管對這個政策存在強大的公共反對並且學術上證明該政策對於中國人口結構的長期危害，嚴格的生育控制政策仍然抵制改革。軟化一胎化政策意味著迫使政府本身放棄既得利益並為「吃飯財政」危機尋找一個可持續的解決方案。改革總是必須伴隨利益衝突和重大妥協的決議，中共計生政策的僵局也不例外。
【大紀元2013年09月20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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